亚新体育原标题：全文转载文化学者王杰、潘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全球青睐（上）
2018年9月11日，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王杰先生与东方生命研究院院长潘麟先生应邀参加了“华语环球”《环球华人》广播访谈节目。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这一主题，两位文化学者与海外华人朋友交流分享了各自的观点、感想和期待。特别是潘麟先生，还与大家分享了他之前参加的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亲身感受，畅谈了他创办东方生命研究院的初衷。
“华语环球”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海外的普通话广播频道。其中《环球华人》是一档服务类型的综合资讯类脱口秀节目，面向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在海外华人中颇有影响。
为了给大众创造和提供深入学习交流的机会，我们将当时的广播访谈录音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嘉 宾：潘麟 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东方生命研究院院长，当代杰出的原创型学者
嘉 宾：潘麟 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东方生命研究院院长，当代杰出的原创型学者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这也是我们《环球华人》节目在去年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它与中国及海外的华人朋友密切相关。
最近，由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发起的、北京大学主办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世界一百二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六千多名哲学家代表和哲学爱好者受邀参会。这是世界哲学大会第二次在亚洲、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知名文化学者潘麟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本届主题为“学以成人”的哲学大会，并作了有关东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发言。近期，由东方生命研究院主办的“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也将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举行。
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嘉宾——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资深学者王杰先生！
王杰教授：海内外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央党校的王杰。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主持人：从古代相传的诸子百家经典到现在掀起的“国学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正又一次回归。如果让两位定义一下，现今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怎样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国学”？
王杰教授：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曾经影响世界超过了两千年。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明清时期，通过西方的传教士，中国文化又对西方社会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可以说，西方社会曾经出现过近两百年的中国热。打一个比方亚新体育，前四棒接力棒，中国文化遥遥领先世界。但是，近百年以来，在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被动，开始落后挨打了。西方文化成了强势文化，中国文化成了弱势文化。可以说，第五棒，中国落后了。
很多人就把这个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身上，归结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身上。他们把这个棒子一股脑儿打到了孔夫子、儒家、传统文化身上，导致了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质疑、否定和践踏，导致了我们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当然也包括很多海外的华人，对中国的文化知之甚少，缺乏温情，缺乏尊敬和认同。
这种情况的改变，大约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人做出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定。经过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在政府、民间、学界、媒体等几方面共同的推动和努力下，中国文化像一个远行了很久的孩子一样，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回到了我们的社会。
我想，这一次的中国文化热，就像钱塘江的浪潮一样，滚滚而来，势不可当。另一方面，必须承认，目前我们的国学、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复兴过程中，的确是良莠不分，各种各样的现象都已经出现：比如庸俗化、功利化、江湖化等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从这几十年的国学热中，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就概念来讲，“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它是带有封建时代色彩的。所以，它一定是精华和糟粕并存的。当今社会所谓的官本位、权力本位、依附性人格、唯书唯上不唯实等等，我们把这些看作为封建糟粕，看作为僵化、保守和落后的东西，要将其去掉。而我们要传承的，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是“位卑未敢忘忧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国学”，它指代的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所以，当我们在讲国学的时候，我们是要把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抛弃掉。这就是我理解的“国学”的概念。
当然，“国学”本身，它有着原始的含义。原始的含义就是指学校，贵族子弟学校。但是，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没有疑义。有疑义的是，它在现代含义上的价值。所以，我现在更认同的是：所谓“国学”，就是指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就已经把传统文化里的封建糟粕抛弃在外了。
主持人：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王杰教授说得非常生动。潘麟先生，您觉得现在这个“国学热”应该怎么理解？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我们应该特别强调或者重视哪些方面？
潘麟先生：我是这么理解的。现在不仅是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复兴，包括印度的传统文化，他们也在复兴。
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大时代。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开始发展自然科学，发展科技，他们完整地经历了一个科技大发展的时代。那么，趁着这股科技发展之势，西方文化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入侵，尤其是对中国和印度的入侵。当时，中国是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印度比我们悲惨得多，他们是完全殖民地，被英国殖民了两三百年之久。这个殖民的过程，就是去印度化的过程。去印度化，就是去传统文化化，就是把印度自己的文化严重地边缘化，而把西方的理念、西方的文化试图灌输给印度人民。对我们中国，也是这样，但毕竟好一点，我们多多少少地保留了一些自己的文化。印度去传统文化化比我们要彻底得多。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我们是1949年。建国以后，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大国、东方主要的文化区，都在进行一次文化回归、一次文化复兴。但这个复兴是非常艰难的。
在西方的强势主导下，在西方经济强势、政治强势、军事强势和话语权的干预下，这个复兴很艰难。不过，随着我们国力的提升，我们复兴的步伐、复兴的信心和力度都在不断加强。尤其是近几年来，我们政府也好，民间也好，力度不断地在加强，尤其是政府。
文化复兴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现在已经到了国人无人不知的程度。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精神财富。这个认识已经深入民心，达成了一个共识。
主持人：前不久，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成功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学以成人”。潘麟先生作为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并发表了演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您特别强调，这是东方文化的主题。我们想请您谈一谈参加这届哲学大会的感受，如今的世界哲学研究，是否具有“向东看”的趋势？
潘麟先生：有。中国哲学，或者再广义一点讲东方哲学，是世界哲学的重阵之所在。我们的文化，哲学化程度是非常高的，无论是佛家、道家、儒家，都是哲学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文化学派，或者叫思想学派。
潘麟先生：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几乎全世界的哲学家都有一个共识——这个全世界的哲学家包括老、中、青三代哲学家，我仔细留意了他们的发言、他们的观点，我从他们的发言、观点中，听出了一个共同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精神危机，或者叫文化危机。全球性的精神危机不是单指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它是时代性的，是全球性的。从时间上讲，它是一代人的危机；从空间上讲，它是全球性的危机。现在，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如何让大家从精神危机中尽快走出来，也就是走出危机。当然，我们开的药方不同，各种方法都不同，但是更多人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东方文化，尤其是东方哲学，是我们走出这个时代性危机，走出这个全球性危机的最大希望，或者叫最大支撑。这是我参加这届大会的一个收获。
主持人：王杰先生，请问您怎么看？您怎么评价世界哲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这件事？
王杰教授：世界哲学大会从1900年创办以来，在一百一十八年以后，首次在中国召开，表明现在世界各国的思想家、哲学家对中国文化、对中国这些年的复兴的认同；哲学大会能够来到中国，也表明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支持。这届哲学大会的主题，是中国文化非常关注的一个主题，就是“学以成人”。因为在整个中国文化中，修身做人始终是一个重要主题，就像大思想家朱熹讲的“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圣贤写了那么多书，说了那么多话，其实就是教人两个字“做人”。所以，儒家强调“天地之性，人为贵”。做事先做人，做任何事情，先要把人做好，做官也要先做人。如果说高楼大厦平地起，那么，大地就是根基；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修身做人就是根本。儒家讲的修齐治平，这个修身之道就是做人之道，这是中国文化的底色。
做人有底线，境界无上限。人不同于禽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讲礼义、讲廉耻、讲道德、讲文明，人有梦想、有理想、有价值观。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能够选择“学以成人”，表明了“人”的问题，也就是刚才潘麟先生讲的，这种精神的危机、这种价值的危机，在今天这个社会乃至全球，已经凸显出来了。中国文化所倡导的做人，可以说为整个国际学术界，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不管做学术还是做其他任何事情，我们最终是要把人做好。如果我们连人都做不好，就不可能做好其他的事情。这次哲学大会在中国召开，又切合了中国文化的主题，这应该是非常非常巧合，可以说是偶然，但也是必然的事情。
主持人：在两位的介绍里，有很多头衔，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像潘麟先生，作为访问学者在印度待了超过五年的时间，对中印文化碰撞研究领域涉猎得非常多。王杰教授还担任中国实学研究会的会长，还是领导干部学国学促进会的会长。请问王杰教授，实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
王杰教授：实学这个概念，最早是东汉的王充提出来的。实学的发展，在中国的明清时期到达了鼎盛。它主要是把儒家的经世致用、崇实黜虚、知行合一的思想落到实处。所以，实学在中国、日本、韩国，都有相应的学者在研究。那么，在中国，就有中国的实学研究会；在日本，就有日本的实学研究会；在韩国，也有韩国的实学研究会。这几个国家每隔两年都会主办一次国际实学研究论坛，现在已经举办了十四届，明年将在日本举办第十五届东亚实学国际高峰论坛。
王充（公元27年—约公元97年），字仲任，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代表作《论衡》
王杰教授：领导干部学国学是民间主导的。这是我在五六年以前，以我个人名义在国内推动的一个活动。因为我是在中央党校工作，很多人就以为这是中央党校主导的。其实，这是我个人主导的一项活动。但是中央党校的领导，还有我们党校的很多老师、教职工，对这个活动非常支持。
主持人：听说各地的领导干部，包括工作在一线的领导同志们，对这个活动非常热心，希望能有机会亲自来学习国学。
王杰教授：是的，因为我们曾反传统反了很长时间。现在的一些领导干部，尤其是五六十岁的，都是在反传统的环境下长大的，他们的确对传统文化了解甚少，知之不多。
主持人：他们在领导岗位上，面对更多的现实问题，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一些营养。
王杰教授：是的，他们在治国理政中，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汲取智慧、汲取人生的哲理，就很现实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所以，现在在中国，领导干部学习传统文化是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们学习的目的，包括我们推动领导干部学国学的目的，就是打牢领导干部修身做人的基础，夯实为官为政的根基，让这些领导干部能够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养成一种良好的为官为政的习惯，真正地把权力用在为老百姓办事上，也就是今天所倡导的：人民所向往的，就是的奋斗目标；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那么，从中国文化中，我们的确可以汲取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思想、智慧，以及历史中的经验教训。
过去，我们的领导干部对传统文化知之不多、了解甚少。现在通过学习，他们知道了中国文化的确对我们今天的修身做人，对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对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乃至于对我们今天中国梦的实现，对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非常有益的。国家领导人也在各种场合不遗余力地弘扬、传播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国家领导人就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形象代言人。
主持人：王杰教授说得非常好，解读得也非常深刻。潘麟先生，您现在拥有很多的读者，特别是您创办东方生命研究院以及您本人在印度求学和研究的这些经历，被大家所津津乐道。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在中印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的经历，以及创办东方生命研究院的初衷和经过？
潘麟先生：我从小就对印度文化非常感兴趣，因为佛学就是来自于印度。后来，在2007年有个机会，我到了印度最高学府德里大学，在文学院以访问学者之名，侨居了长达五年之久。在这五年中，我主要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对印度的历史文化作全面的了解上。我在学校里的时间并不是太多，而是尽可能地出去，多走访、多与各行各业的人接触，比如跟当地的著名作家、歌唱家、政治家、教授等，作全面广泛的接触，即全面广泛的学习。
我通过接触发现，中印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有着持续广泛的交流，即以丝绸之路为纽带，进行着全面广泛的交流。当代因为种种原因，两国交流明显减少。我回国以后，就把印度的一部著名的经典——《瑜伽经》（其重要性相当于中国的《论语》），注解翻译成了汉语。瑜伽是印度的国学，是印度的国粹，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京剧。瑜伽在印度的历史更悠久，通过文字记载和考古证据证明，它已经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印度的瑜伽差不多跟印度的文化是同时诞生、同时发展、同时流传到现在的。关于瑜伽的一部重要的经典就叫《瑜伽经》，可见《瑜伽经》在印度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潘麟先生：这就是我翻译《瑜伽经》的动机。整个中国，整个东方，包括日本和韩国，都把瑜伽理解成是一种简单的姿势、动作和呼吸的训练。这个是不是瑜伽？是。但这只是瑜伽的入门和基础，不是瑜伽的全部。很多人以偏概全，以为这就是瑜伽的全部，其实根本不是！瑜伽是一门非常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和思想体系。
印度有六个主要的学术流派被称为正宗的学术流派。在这六个学术流派中，其中一个就叫瑜伽学派——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儒家学派、道家学派、法家学派、墨家学派等这些学派。我们有一些学派，人家也有一些学派。印度的瑜伽学派建立在《瑜伽经》的基础上——就像我们的儒家建立在《论语》《孟子》的基础上，道家建立在《道德经》《南华经》的基础上一样。
主持人：当您看到大家对瑜伽的理解有偏差之后，就致力于把印度真正的瑜伽学派引进来，是吗？
潘麟先生：是的。到底他们的瑜伽是什么？到底瑜伽的思想、历史是什么？出于这样的目的，我把《瑜伽经》翻译成了汉语。翻译完后发现，《瑜伽经》的语言非常古老，非常简单，非常朴素，如果仅仅是翻译过来，不作深入的注解、解释，人还是难以理解、难以走进瑜伽的世界。
主持人：也就是说，真正的瑜伽，包含着他们的生活哲理、行为方式，它有着几千年的传统。
主持人：今天很高兴，潘麟先生为我们普及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瑜伽。我们平时看到的健身养生，原来只是它的一部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