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新体育9月3日，也就是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近日，由中国学者郑寅达、陈旸合著的《第三帝国史》一书面世。《第三帝国史》努力呈现第三帝国的全息图像，揭示纳粹体制的荒谬真相。
《第三帝国史》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郑寅达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研究员陈旸积三十年之功，在综合多部西方学者同类著作的基础上写就，代表了目前中国学界在第三帝国研究领域的水准。
作者有意突破了“兴亡史”的旧框架，没有止步于论述第三帝国兴起、扩张、覆灭的过程，而是关注其改造和运行的内在逻辑，深入剖解第三帝国政治、经济、文教、种族、社会、军事等各方面体制特点及成因。全书既呈现了历史大势下普通人的生存境况，也从体制层面探寻了第三帝国历史走向的必然性。
《第三帝国史》，作者: 郑寅达 / 陈旸，版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0年6月
早在20世纪80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承担了国家重点社科项目“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郑寅达负责承担德国部分的研究工作。以后，郑寅达又参加了两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牵头的关于法西斯问题研究的国家重点社科项目。
郑寅达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感觉到1979年引进出版的纳粹德国史研究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局限性。该书对纳粹德国的毁约扩军、对外扩张的叙述比较深入，但是相比之下，对纳粹德国的内部改造，尤其涉及体制机制性的改造，却比较薄弱。该书的副标题尽管叫《纳粹德国史》，但是其主标题是“第三帝国的兴亡史”。作为兴亡史，希特勒的崛起、纳粹德国的强盛、扩张和覆灭，自然是全书的中心内容。更何况，该书的成书年代比较早，作者辛勤写作的时候，正是史学界“正统学派”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年代。当然，虽然从今天学术研究的眼光来看有所不足，但郑寅达教授指出，该书作为第三帝国史的开山之作，其贡献是绝对不能抹杀的。
有鉴于此，《第三帝国史》特别注重第三帝国改造和运行的内在逻辑。纳粹分子如何看待魏玛民主体制，他们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纳粹头目们的主张是什么？他们的总体主张是什么，在各个领域内的具体主张又是什么？这些主张是否得到推行，怎样被推行？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郑寅达教授和郑旸博士一直关注着来自德国甚至奥地利等德语国家的研究动态。作者对学界前沿及其成果一直有持续性的关注，在创作时也有充分借鉴和参考。
《第三帝国史》努力呈现第三帝国的全息图像，揭示纳粹体制的荒谬真相。作者拒绝历史解释的“好莱坞化”，注重彰显第三帝国兴起、发展、疯狂、灭亡的内在历史逻辑。在此宗旨之下，凝聚起两代人三十年的接续思索。就本书涉及的相关问题，《新京报》特约记者张弘采访了郑寅达教授。
新京报：有学者强调一战和二战的关系，认为《凡尔赛条约》对德国过于苛刻，使得德国人在屈辱感和经济危机面前，很容易被希特勒煽动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你怎么看待一战和二战之间的关系？
郑寅达：关于一战和二战的关系，国际上不少人发表过精彩的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曾经担任一战后期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的福熙元帅，针对《凡尔赛条约》所说的：“这只是20年的休战”。的确，在一战的善后会议——巴黎和会上，战胜国从一己私利出发，对德国实行了严厉的惩罚和掠夺。按理说，当时德国已经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但当时的战胜大国似乎患了选择性失明症亚新体育，照样把德国人眼中的“凡尔赛枷锁”套在新生共和政府的脖子上。在德国国内包括纳粹党在内的极端势力的煽动下，不少人认为，德国遇到的一切困难都同《凡尔赛条约》尤其是赔偿责任有关。按照英国牛津大学史学家A.J.P.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61年初版，1991年移译中文出版）一书中的说法，
“战争赔偿成了德国穷困的唯一原因。陷于困境的商人、工资菲薄的学校教师、失业的工人，全都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战争赔偿。一个挨饿儿童的哭叫就是对赔偿的大声抗争。老人们蹒跚进了坟墓也是由于赔偿……这场反对‘奴隶条约’的运动几乎用不着极端主义煽动家来煽风点火”。
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主导国际事务的大国必须仰望天空，胸怀全球，不能仅仅把目光停留在一己私利上，否则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作者A·J·泰勒为英国修正主义史学代表人物，本书自1961年出版后引起广泛争论，作者主张二战并非起源于希特勒有计划的侵略，而是欧洲均势的破坏和各国对一战后国际局势的误判。二战的起源则因为希特勒的外交讹诈擦枪走火。泰勒本人因为此书观点在当时太过犀利而遭到大学解聘，但该书所提出的观点至今影响深远。关于当时的国际关系，另一本重要的参考著作是英国著名史家E·H·卡尔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新京报：“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希特勒放弃了非法的暴力夺权，而是通过竞选谋求权力。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
郑寅达：法西斯主义具有鲜明的“行动主义”和“激进主义”倾向，在它产生和兴起阶段，世界正处于战争与动荡的状态中，因而它的夺权之策，自然就是非法的暴力行动。1922年秋，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就是通过野蛮的暴力手段，先夺取地方政权，在此基础上“向罗马进军”，获得了全国政权。此举似乎证实了“行动主义”和“激进主义”的适时性，成为各国法西斯组织效仿的对象。1923年秋德国的“啤酒馆政变”就是德国版的法西斯暴力夺权案例。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彻底的失败，不仅未能实现“向柏林进军”的迷梦，就连巴伐利亚州都没能拿下来。“啤酒馆政变”对德国纳粹党的打击是致命的，政党被取缔，队伍被打散，主要领导人身陷囹圄。
希特勒痛定思痛，在监狱服刑期间，逐渐形成了新的想法，即要“捏着鼻子走进社会人占优势的国会”，通过竞选获得更多的选票，使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合法地成为执政党，再依靠所掌握的权力实行体制改造，把魏玛共和国改造成纳粹德国。
由于希特勒是通过自学“成才”的，而且保持了终身学习的习惯，因此难以精确地考察他某段时间内的思想“停驻”在哪个阶段。又由于他是个奸雄，不愿轻易暴露自己真实的想法，以免影响同其他头目的关系，因此很难通过解读希特勒的言语来获得答案。作为当代人的后见之明，是希特勒看到了两个不同：德国不是意大利；1923年以后不是1922年。德国长期以来崇尚有序和规范，非法的行为难以长期奏效。1922年欧洲还处于失范阶段的后期，从1924年起，稳定发展的阶段来临了。
《墨索里尼其人》，丹尼斯·麦克·史密斯，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此书为国内引进的较早的墨索里尼传记亚新体育。此书曾在2002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以《战争元凶·墨索里尼传》之名再版，收入该社主编的“20世纪军政巨人百传”中。墨索里尼的传记，国内影响最大，为澳大利亚二战史、意大利现代史研究学者理查德·博斯沃斯所著的《墨索里尼》（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
希特勒的选择在法西斯运动内部属于“另类”，尽管他在魏玛共和国内取得了成功。据《墨索里尼其人》（1985年引进中译本）一书记载，墨索里尼对纳粹的夺权之路很不以为然，声称“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的革命在可靠性上存在缺陷，因为他是通过议会，而不是像现在所传说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那样通过暴力赢得政权的”。在德国，随着希特勒加紧同旧势力交往，党内的下层民众和冲锋队员也颇为不满，抱怨“阿道夫腐败了，他只同反动分子打交道”、“阿道夫背叛了我们无产者”、“如此下去，纳粹主义的性质和任务……是否还能够维持”。
新京报：《第三帝国史》显示，纳粹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底层民众的支持而上台，冲锋队的成员大多数都是下层民众。但是，纳粹上台以后，希特勒刻意与工商界人士、垄断资本集团交好以获得政治资金，反而在1934年6月30日的“长刀之夜”清洗了自己阵营中要求激进均贫富的官员。这是因为希特勒阴影纳粹党从在野党到执政党的变化，还是说纳粹只是为了上台而忽悠民众，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理念？
郑寅达：这个问题难以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纳粹政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而且，12年里有6年是在打世界大战。在正常情况下，战时的特殊需求会“扭曲”原有的执政理念。
在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治框架内，任何人要想合法上台执政，必须取得四种力量的支持：民众，具体表现是选票；资本集团；军官团；总统。希特勒自从确立“合法上台”的基本决策后，就一直围绕着这四种力量打转，在与四者的关系中寻求平衡。最后，由国会—总统二元制结构所导致的政坛阴谋，给希特勒提供了上台的机遇。1934年夏的“长刀之夜”事件，其实是这种博弈的继续。当冲锋队所代表的下层势力力图打破这种平衡时，希特勒采取断然措施，清洗了冲锋队，同时趁机取消总统职位这一“极”，在德国确立了纳粹体制。
纳粹主义一以贯之的核心是民族共同体理念，与之配套的是“有机社会”架构，即强调“先公后私”，每一个个体只是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细胞，各个细胞根据自己的分工“各尽其责”，以保证共同体的正常运转。纳粹党内的“北方派”对维护下层民众的利益比较感兴趣，但该派斗不过希特勒。相反，希特勒在夺权斗争中，巧妙地利用该派的力量来争取民众的支持，同时加紧同上层集团合作。在纳粹体制中，民族共同体在企业中以“企业共同体”的形式出现。工人被禁止罢工，但企业主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护，但经济集中化的客观趋势谁也抵挡不了。纳粹主义的可悲之处在于，当纳粹体制刚形成初步框架，还没有长全血肉时，其极端民族主义理念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挑战国际秩序，把德国推入世界大战了。
新京报：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公然宣称要摧毁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他利用民主制度上台之后确实这样做了，以极权主义政治体制取而代之。为什么德国民众还是选择了希特勒？
第一，德国的历史传统，使全国上下普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的民主思想。这一点在德国的“1914年思想”中得到集中体现。该思想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破坏性解放的革命”，“1789年思想，是无限制自由的思想，走向了无限”，认为自由、平等、博爱是“真正的十足的商人理想”，为的是“迅速赢得所有个人的赞同”。而德国人主张“建设的革命”，基于“组织”（Organisation）的基础之上。“组织”标志着个人的“顺从”和“自我限制”。该思想还认为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是“任意”和“无节制的”，无非是“厌倦、恶心和内心的自我瓦解”，而“德国式自由”强调“秩序”，“当节制和意愿在一个伟大的思想下统一的时候”，生命将在“这真正的自由中”绽放。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有秩序的自由对抗任意的自由。”
第二，当时不少德国民众认为魏玛民主制度太过西方化，而且，该制度又同德国投降、“凡尔赛枷锁”、战争赔偿等德方屈辱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经济繁荣年代，这种感觉逐渐淡化了，但经济大危机一来，原有的想法又复活了。
第三，希特勒执政不久，德国经济开始复苏，失业人数迅速下降，工人们又能够提着饭盒去工厂上班了。在面包和民主之间，不少人选择了面包。甚至少数人认为这是恢复德意志传统的正面效果。在这方面，我们不要忽视纳粹“饱和宣传”的作用。
《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威廉·夏伊勒，美国记者，亲历纳粹兴亡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过程，本书是他战后广泛搜集纳粹德国各方史料撰写的一部纳粹兴亡全史，全书引用广博，不仅包括官方史料、私人记述，也包括作者的亲身经历。一经问世便引起轰动，至今仍被认为是研究纳粹德国史的经典名著。该书是在1974年以内部阅读的“黄皮书”的形式翻译引进，由著名翻译家董乐山主持翻译，三联书店出版。197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推出了第一个面向公众阅读的公开版本。译者董乐山、李耐西、陈廷祐等人的姓名也终于刊印在版权页上。此书至今再版不绝，最新版本由译林出版社于2020年5月再版。
新京报：纳粹在大选中获胜之后，兴登堡总统比较排斥希特勒和纳粹，先后任命巴本、施莱歇尔组阁，拒绝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但是，他后来态度变了，除了政变的传言以外，促使他态度变化的原因何在？希特勒是否对兴登堡采取了“公关”措施？
郑寅达：希特勒是一个内向和极度自恋的人，他的“公关”活动，要么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要么是在竞选团队的力促下。他的社交范围，主要局限在中等阶层。对高层人物，他的态度是慎之又慎，一般不会轻易采取行动。他最享受的社交场合，是以自己为中心，手下若干心腹围坐在旁，即“餐桌谈话”的形式。当然，在经济大危机期间，他非常清楚兴登堡总统的重要性，如果能“公关”，他也不会放弃。
在这对关系中，主导权一直掌握在兴登堡手中。1930年大选后，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二大党。翌年，总统曾经召见过希特勒。从表面上看，当时希特勒正在经历钟爱的外甥女吉莉·拉包尔自杀的打击，因而谈话的效果很不好，而实质上，是兴登堡对纳粹党的草根性和野蛮性甚为不满，对希特勒的执政能力没有把握。当时，希特勒也不肯退让，坚持“要么全部，要么没有”的顽固立场，不愿让纳粹党内的任何人接受副总理之职。随着纳粹党的选票进一步上升，没有纳粹党人的政府在国会中的处境日益艰难，只能依靠总统的紧急权力勉强执政。缺乏政治创造力的兴登堡力图恢复政局的常态，无奈之下只能引狼入阁，试图利用纳粹党的席位优势来恢复政治常态，指望经济复兴后能平息纳粹狂潮，同时将处于巴本和胡根贝格夹击下的希特勒赶出内阁，彻底恢复到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状态。然而，随着希特勒用各种手段平息了局面，经济有所起色后，兴登堡主动放弃了对希特勒的制约措施，最后连总统职位本身也落入希特勒囊中。
新京报：希特勒支持市场经济和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这是他仇视马克思主义和的主要原因吗？
郑寅达：1913-1914年，希特勒在慕尼黑旅居。他利用这一年的时间，集中翻阅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称自己对建设新社会很感兴趣，而偏狭地断言马克思主义是一门“摧毁”的学说，绝然排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军方向政府表示，军队已无力继续从事战争。然而德国败降后，军方又开始“甩锅”，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在国内从事革命运动，才导致德国失败与投降。此即“匕首刺背”说（Dolchstoßlegende）。当时希特勒在战场上中了英军施放的毒气，正住在医院里，完全接受了军方的说法。他由此提升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者的态度，从排斥上升为痛恨，并决定改而从政，在追求自身理想的同时残酷打击革命者。
西方研究第三帝国史的新著层出不穷，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克劳斯·费舍尔的《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译林出版社，2011年9月初版，2016年8月第四版），以及第三帝国史研究巨擘理查德·埃文斯推出的“第三帝国”三部曲《第三帝国的到来》《当权的第三帝国》和《战时的第三帝国》，这套巨著于今年由理想国九州出版社引进推出。
新京报：纳粹以宣传全面控制国民，《第三帝国史》264页显示，纳粹不受科学和事实的束缚说谎，加上简明和反复的宣传，成功地对德国民众实施了洗脑。例如，电影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年轻的时候就崇拜希特勒。后来导演了《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那么，德国民众是因为崇拜政治强人而甘心被骗，还是因为缺乏辨识能力所致？
郑寅达：纳粹党和纳粹政权对宣传是高度重视的，而且诸如直观宣传、情感宣传、饱和宣传等策略都是行之有效的。希特勒和戈培尔等人都是宣传高手。如果说希特勒对宣传的看法主要来自于浪迹街头时的直观感受，那戈培尔作为哲学博士，就拥有一定的知识和理论支撑了。他曾经立志当一名自由派作家和诗人，离开高校后写了一部小说和两个剧本，但内容非常平庸，无人愿意出版。专业平庸的他，在跨专业的宣传领域，却搞得风生水起。
关于宣传对民众情绪的影响，当代有不少学术机构已经作了研究，得出的结论证实了当时纳粹做法的有效性。在这方面，1938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名为《世界之战》（此书为小说家赫·乔·威尔斯撰写的科幻小说，讲述了火星人袭击地球的故事）广播剧所引发的动乱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时，该公司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通过电波播出了外星人入侵地球的声音，声音惟妙惟肖，极其线万人听到了广播，数百万人开着车狂奔到郊外，政府大厅被围得水泄不通，教堂里面充斥着向上帝忏悔的声音，有人甚至想通过自杀来防止被火星人奴役。广播公司赶紧采取弥补措施，曾四次插播提示，告诉听众：这只是虚构的故事。但还是未能有效地阻止恐惧情绪的蔓延。
《希特勒的克里斯玛》，劳伦斯·里斯著，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此书从“克里斯马”（即魅力领袖）的角度研究了希特勒的人格和宣传术如何吸引追随者，让其在权力斗争中胜出。
新京报：《希特勒的克里斯玛》一书显示，在希特勒的极权主义统治中，希特勒的个人魅力在很长时间鼓舞着纳粹官员位置赴汤蹈火。直到纳粹统治后期，德军在东部战线陷入一连串的失败，希特勒的预言完全宣告破产，他的克里斯玛才减弱并且被一些人怀疑。你怎么看待希特勒的克里斯玛？
郑寅达：从另一个角度看，德国人具有拥戴克里斯玛权威的传统。在君主制时代，早期的查理大帝、巴巴罗萨皇帝自不待言，普鲁士王国三位开国君主的魅力，也成为过民众的美好记忆。然而，他们的子孙——威廉二世，竟然把德国带入了世界大战，以及苦战数年后的失败投降。皇家的荣耀随之消失殆尽。随着20世纪大众社会的来临，来自民间的传奇人物能获得比君王更高的拥戴，因为他的根与民众一样，是扎在土地上的。即使在当代，德国的政坛也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尽相同，出现过三位任期很长的能干总理——阿登纳、科尔、默克尔。该现象是否同这一特点有关？
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纳粹政权初期获得相当高的支持。然而，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后，民众的受骗感油然产生，情绪急剧下降。
新京报：纳粹当权期间，哲学家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法学家施密特和大量的生物学家、医学家都曾经附逆，出卖自己的良心。这些德国知识分子为何沦落？你如何看待他们的行为？
郑寅达：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高校和学术界的右翼保守主义气氛非常浓厚，对革命的产物——新生的共和国并不支持。这种氛围客观上有利于纳粹势力的崛起。纳粹上台后，少量的学者，尤其是那些研究对象同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理论相关度较高的学者，在个人利益的诱惑下，附逆了。大多数学者，则持听天由命的态度。随着纳粹暴行的展开，部分学者实行“内心流亡”，文科学者表面上听天由命，实际上拒绝写作。
德国在中世纪早期曾经执欧洲之牛耳，德国的思想也就是欧洲（当时欧洲人心目中的世界）的主流思想。但是在近代早期，英法等国实现“超车”了。此后，德国学界一直在坚持德意志特色和赶上世界潮流两者之间徘徊。随着近代后期德国重新崛起，前一种选择占了上风。20世纪上半叶德国学界就处于这种状态。
《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弗兰克·巴约尔，译林出版社，2015年7月版。
新京报：《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显示，腐败是纳粹政权无法克服的痼疾，此外，因为发动对外战争，德国民众也获得了德军劫掠的大量财物，因此支持纳粹。《第三帝国史》第十二章显示，德国官兵从占领地将大量物资邮寄或带回德国。那么，这是否助长了德国民众支持希特勒和纳粹发动侵略战争？
郑寅达：确实，纳粹的体制和政策，造成了很多自身难以解脱的“套”，诸如体制机制性的腐败、因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而产生的大量显性或隐性通货膨胀，等等。希特勒的解脱之道，是进一步冒险，发动对外战争，在争霸世界的同时，把自身的困难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至于德国官兵从占领地“购买”大量物资寄回或带回德国，这只是大量掠夺中的一种形式而已。但这种形式，却是百姓用肉眼就能看到的。对被侵略国的民众来说，无疑增添了对德国人的仇恨，推升了抵抗运动的规模。对德国民众来说，也许会有短暂的欣喜感。但占领区的扩大带来了信息传播渠道的增加，随着战争形势的逆转，这种欣喜感很快被担忧所取代。但这时德国民众已经丧失了改变政局的砝码，除了汇入“地下文化”发发牢骚外，只能“难得糊涂”了，得过且过，听天由命。
《希特勒万岁，猪死了！政治笑话与第三帝国兴亡史》，鲁道夫·赫尔佐克著，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版。郑寅达、陈旸合著的《第三帝国史》论述纳粹德国的地下文化章节中，大量使用了这本书的观点和例证。
新京报：在希特勒发动对外战争时，英、法等国的绥靖政策纵容了纳粹的野心，而苏联更是与纳粹德国签约瓜分波兰等国的土地。国际社会为什么会养虎为患？
郑寅达：从“后见之明”的角度看，对待法西斯侵略势力，国际社会的明智之举是尽快联合起来，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实现“集体安全”。事实上，上世纪30年代前期的法国巴尔都外交、慕尼黑会议之前的苏联外交，都高调提出过这样的建议。然而，由于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纳粹德国的直接威胁（法国是德方宣传中凡尔赛体系的代表，苏联则是《我的奋斗》一书的攻击重点），其他国家容易以“小人之心”看待它们的建议。法国自1936年听任德国进军莱茵区后，就丧失了推行独立外交的资本，只能跟随英国。而英国，张伯伦之前的政府，随波逐流，“脚踩西瓜皮”，听任德国毁约扩军。张伯伦则提出解决德国问题的“全盘解决”计划，然而解决之道竟然是容许希特勒扩大疆域，建立“大德意志国”，并在计划推行过程中上演了轰动世界的“慕尼黑阴谋”。慕尼黑会议之后，苏联急剧改变外交政策，从力推“集体安全”转为孤立自保，在1939年的多种外交谈判中左右掂量，以维护乃至扩大自身利益作为最佳选择。多种谈判博弈的结果，苏联选择了签订颇有争议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不要低估了希特勒在外交领域的才能。他在国内政治中先后骗取了民众、资本集团、军方、兴登堡总统的信任，在国际舞台上也曾经风光一时。阅人无数的外国政要，包括罗斯福总统、张伯伦首相等，都曾经认为希特勒尽管有很多缺点，但还是一个君子，幻想他会遵守自己的承诺。最后发现自己受骗，往往为时已晚。
理查德·埃文斯在《历史与记忆中的第三帝国》（新思文化 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版）中反驳了学术界长期流传的一种谬说，即希特勒是靠民主选举上台的，他的上台符合“民意”。埃文斯指出，纳粹的上台并不符合民意，在1932年的国会选举中，社会与共获得了1310万张选票，比纳粹党的1170万张选票要多，工人阶级各政党在国会获得221个席位，其中100席，社会121席，总和超过希特勒的席位。但社会与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阻止纳粹上台的共同行动中未能达成一致，因此失败。同时，纳粹对异己政治派别实行绑架、关押、毒打、虐杀等公开暴力胁迫，在投票时恫吓民众必须投纳粹一票，甚至伪造支持选票。在1932年纳粹上台后，迅速建立一个规模庞大的胁迫控制机构，强迫民众顺从纳粹统治。因此，纳粹对国家权力的夺取，并不建立在民众拥护的合法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暴力胁迫和的非法基础之上。
新京报：在西线，纳粹德国与英国的战事陷入胶着之后，希特勒竟然又在东部发动了入侵苏联的战争。就当时的情势来看，希特勒通过武力征服苏联来迫使英国投降的想法可谓异想天开，从军事上说，这种双线作战实际是自取灭亡，也超出了纳粹德国的作战能力。那么，这种情况为什么变成了现实？仅仅是因为希特勒被此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吗？
郑寅达：1942年1月法西斯国家签订了《德日意军事协定》，三个法西斯国家实际上瓜分了整个地球。东、西法西斯国家以东经70度线为利益分界线，美国和印度由各方“竞争上岗”，谁打谁得。纳粹德国的扩张步骤是“先大陆后海洋”，在解决了欧洲问题后，就将入侵美国。在解决欧洲问题的过程中，涉及英国与苏联谁先谁后的问题。其实，在希特勒的脑海里，原先认为这不是个问题。他认为通过慕尼黑会议，张伯伦之流已经暴露出“富裕家族末代子孙”的虚弱本质，因此，只要打败法国，英国就会屈膝投降，这时就可以进攻苏联了。然而，丘吉尔政府上台后，采取了坚决抗德的政策。在德英交战的过程中，希特勒除了产生上述“异想天开”的想法外，还看到了其他情况。一是苏联加紧建立“东方战线”，调整东欧疆界。他担心随着德国进一步陷入对英作战，苏联的胃口会变得更大。二是苏联在苏芬战争初期的失利，使他开始重新估价苏联的作战能力，庞然大物是否只是一座纸房子？因此，《巴巴罗萨计划》预定在三个月内消灭苏联，这样，德国不会因进攻苏联而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
前纳粹集中营高官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因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而声名大噪，阿伦特在书中提出的“平庸之恶”（ Banality of Evil，应译为“恶之平庸”，或者根据书中观点意译为“使恶平庸”）更成为学术界经久不息讨论的话题。国内出版的关于这场审判及“平庸之恶”讨论的译著共有三种，分别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阿伦特等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此书收录了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的结语、后记，阿伦特与肖莱姆关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的往来书信，以及学术界对其进行讨论的文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汉娜·阿伦特著，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版），此书即引起巨大争议的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报告原著；《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贝蒂娜·施汤内特，理想国 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4月版），本书作者施汤贝特通过对巨细靡遗的档案史料的搜集和甄别，发掘出一个有意识的作为屠犹刽子手的艾希曼形象，展现了纳粹猎人在全球追捕纳粹逃犯的复杂过程以及国际上对纳粹主义的默许和纵容。但与许多望文生义的读者想象不同，本书并未从根本上反驳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的观点，相反，还加深了人们对阿伦特观点的认识，并提供了更加复杂深刻的思考面向。
新京报：阿伦特称纳粹官员艾希曼为“平庸之恶”。但是，《第三帝国史》显示，艾希曼实际是主动作恶，《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一书也证实艾希曼血债累累。那么，阿伦特是否被蒙蔽？你如何看待阿伦特的判断？
郑寅达：关于纳粹时期德国人的罪责问题，德裔学者雅斯贝斯曾经出版过《罪责问题》（此书原系1945年雅斯贝斯恢复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职务后所开设的第一门课程讲座，1946年整理成书出版）一书，较早就发出了学者的声音。他把罪责区分为刑事、政治、道德、抽象四种，层层追问，认为所有德国人都犯有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罪行”，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动，为发动战争......为我们让其高踞于我们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负责任，每个人都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尽管如此，每一个个体，由于其在整体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以及更主要的，由于每人的道德底线不同，因此在“集体犯罪”中的具体表现也会不同，由此所导致的犯罪类型和程度也有所不同。艾希曼在纳粹德国反犹的重罪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经常是主动作恶，确实是血债累累，死有余辜。他曾经允许甚至推动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这不是在“反潮流”帮助犹太人，而是当时纳粹当局的整体计划正好处于那个阶段。
阿伦特的情况更为复杂。她的某些想法，从深层次来说同雅斯贝斯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同一块硬币的两个不同侧面。然而她的学术经历，又容易引起人们产生新的想法。她是海德格尔的学生，后者曾经是纳粹时期附逆学者的带头人。
新京报：从限制犹太人工作，到掠夺犹太人财产，然后驱逐犹太人离开德国，到建立集中营，关押、折磨和屠杀犹太人，纳粹对待犹太人的一系列措施，是希特勒以种族主义唤起民众仇恨犹太人意识之后不断激化的结果，还是因为极权主义统治必须制造敌人以加强内聚力的内在要求？
最主要的是其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理论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纳粹分子富集了世界范围的反犹偏见，将犹太人指责为“劣等人”，称他们旨在统治全世界。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纳在《从俾斯麦到希特勒》（2016年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一书中提醒读者，希特勒在执政后一直追求着两大目标，一是通过世界大战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二是通过屠犹解决全世界的犹太人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理解这样的现象：二战中后期，德国的战场形势日益吃紧，而纳粹当局排犹屠犹的行动也加快了步伐。实际上，后一行动削弱了德国作战能力。
还不能忽视经济动因。德国犹太人的财富积累远远超出国民的平均水平，反犹是盘剥犹太人的最好遮羞布。
新京报：在德国，纳粹标志受到限制。德国国家的法律已明文禁止有关纳粹的崇拜。但是，在某些国家出现了新纳粹。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郑寅达：这涉及法西斯兴起的背景问题。只要现存社会的痼疾继续存在，法西斯就难以断根亚新体育。更何况，法西斯国家在内政方面，除了专制独裁外，还搞过不少体现“民族共同体”、“职团国家”理念的举措，使底层民众产生经济改善、社会地位提升的感觉，这对身陷困境的后来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墨索里尼在1943年重新组建法西斯政党时发表过《维罗纳宣言》（该宣言在1943年11月14日发表。1943年9月，意大利在盟军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已经气息奄奄，但希特勒出兵干预，占领意大利中部与北部，扶植墨索里尼建立傀儡法西斯政权。《维罗纳宣言》被认为是所谓“开明法西斯主义”的改革性纲领，该宣言宣称将通过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和议会，工会将享有更多自由，实行新闻自由，党员在就业方面不再享有优先权。墨索里尼还承诺将尽快召开立宪会议，制定新宪法。但之后随着其地位稳固，宣言中的承诺均未实现。墨索里尼警告那些试图践行新闻自由的记者们，新闻的目的不是说三道四，而是让公众对政府产生信心。同时以“卖国贼”为名判处大批反对自己的军政界人士死刑，其中包括自己的女婿齐亚诺。墨索里尼命人将处决过程拍成电影对外宣传。）《宣言》中承认已经失败的法西斯运动具有某些“欠缺”，并声称未来将恢复普选制和，决心惩治腐败等，给后人提供了进一步发挥的空间。目前有些新法西斯组织声称，新法西斯不仅仅是新时代的法西斯，也是新面貌新内涵的法西斯。如一些新法西斯组织就声称拥护多元政治。然而，遭遇过法西斯荼毒的人们，不会容许它卷土重来。
